健康养生
从我心开始

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〖太虚大师〗

【视频】:浙江普陀山风景区旅游形象片   【视频】:六集纪录片《法门寺》

【视频】庐山东林寺庄严摄心形象片   【推荐】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

 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

  ──二十九年七月在汉藏教理院暑期训班讲──

  第一期

  甲 思想的来源

  乙 进行的前奏

  丙 运动的实施

  第二期

  甲 理论的集成

  乙 运动的复活

  丙 学院的创建

  第三期

  甲 世苑的创设

  乙 教会的演变

  丙 僧制的新议

  第四期

  甲 旧会的整理

  乙 大学的改建

  丙 新制的开制

  我对于佛教三十多年来改进运动的经过,可从好几方面去观察,而以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。在民国十六、七年间,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,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。当时我对之有篇训辞,内中有几句话,可作我改进佛教略史的提纲:“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,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,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,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”!我历来的主张,是要在寺院僧众制度的改进上做起;这几句扼要的提示,可以把我三十多年来佛教改革的宗旨都说明了。至于我改进佛教的经过,可以分作四个时期来讲:

  第一期

  甲 思想的来源

  我改进佛教的第一个时期,是从十九岁至二十六岁的七年间──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。在民国十六年曾作有告徒众书,内中曾提到我这个时期思想来源的概论:

 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,受康有为大同书,谭嗣同仁学,严复天演论、群学肆言、孙中山、章太炎民报,及章之告佛子书、告白衣书,梁启超新民丛报之佛教与群治关系,又吴稚晖、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、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,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、天台之佛学,尝有一期作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。

  在光绪三十四年以前,我那时专门在佛学及古书上用功夫:或作禅宗的参究,或于天台教义及大藏经论的研讨。后来受了中西新思想的熏习,把从前得于禅宗般若的领悟,和天台宗等教义的理解,适应这个时代思潮,而建立了我改进佛教的思想。其实、从当时佛教环境趋势上说来,也不得不发生这种思想。因为在光绪的庚子年后,有所谓变法维新的新政,国家对于一切都实行改革,尤以办学校为急进;教育当局往往藉经费无出为名,不特占庙宇作校址,且有提僧产充经费的举动。这种占僧寺、提僧产、逐僧人的趋势,曾为一般教育家热烈地进行着;故当时章太炎先生有告佛子书之作,一方面叫僧众们认清时代,快些起来自己办学;一方面劝告士大夫们,不应该有这种不当的妄举,应该对佛教加以发扬。

  乙 进行的前奏

  当时国人去日本留学的很多──因觉得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后,已成为一个强国,所以值得我们去就近学习──,而日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。日本盛行的真宗和曹洞宗底布教师也跟着来华了,故有曹洞宗的水野梅晓,在长沙与湖南僧界长老办僧师范学校;而扬州天宁寺文希办普通僧学校,亦因此而起。我国僧众因受了国家社会对佛教摧残,和日僧来华传教影响,便起了依赖日僧保护寺产的心愿;日人眼见我国佛教受摧残,也就效法西洋耶稣教来华传教的办法,引诱中国的僧寺受其保护,故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了日本真宗的怀抱。那时、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。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,如遇提僧产、占僧寺等情,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。因了这些瓜葛而闹出很大风潮,连地方长官如浙江巡抚也不敢作主判断,把这种情形呈报中央政府──那时应该说是入奏皇上──。结果、一方面向日本交涉,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;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护佛教,并令僧众自办教育,故有僧教育会的产生。于是全国各省各县,纷起组织教育会,与普通教育会成了对立的形势。

  僧教育会组织的性质,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,培育僧众的人材;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,以补助国民教育。但大都是各省各县各自为政的设立,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。僧教育会的组织成功,虽然是由各寺院长老的联合,但僧教育会的会长却有两个: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长老,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绅士,而绅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。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组织,又有绅士在中协助,故能与当地的官厅发生密切的联系。经费由各寺院分担,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,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。这些僧教育会,组织健全,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,但徒拥虚名,实际由绅士主持,或随新潮流趋向,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;甚或俗化成饮酒、吃肉、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。这种组织不健全,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,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,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,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我在当时也曾参加过几处的僧教育会。

  宁波在八指头陀──寄禅老和尚领导之下,在光绪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会组织起来,该会管辖的范围包括宁波府──除定海县──所属各县。在光绪末年,我因为上来所说种种关系,也就热心参加这种活动。入冬、在江苏有个比较有系统的省僧教育会的组织,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会,八指头陀与我代表宁波去列席参加。江苏因为有全省组织的缘故,力量比较雄厚,除各县办有僧徒和民众小学外,并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。同年、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,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,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,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。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,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,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。该舍的主要科为国文、佛学、英文。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历史,因经济不继而停办。初办的上半年我未参加,我是第二期才进去的。我在祗洹精舍的时候,已有普陀山定海县教育会的成立,该会办有:在定海县城的慈云小学──国民小学,至今尚存;在普陀山上纯沙弥的化雨小学,下半年因华山法师辞职,遂请我去当佛学教员。这就是我参加僧教育会、佛教学校、祗洹精舍的经过。

  宣统二年,我二十一岁,广东新辟一家丛林,有创办全省僧教会的建议。有人来请我去相助办理,于是我就去广州。后来、因为该寺的主持者是外省人,与当地僧众语言和风俗习惯种种隔膜的关系,结果没有组织成功。在广东时,我曾专门作宣传佛学的工作,引起一般社会知名之士,对佛学研究的兴趣,如中山大学校长──中委邹海滨z鲁{先生,曾经替我翻译;因此在广州组织佛学精舍,如现在纯为研究佛学的佛学会一样的组织,并与当地的官绅及学界、报界结了不少文字缘,遂开广东研究佛学的风气;下半年,被推为那个新开丛林的住持。我在广东住了一年多,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,当时遂多与革命党人往来;后来因了富有历史意义的黄花岗事件,清廷严拿革命党人,我也受其影响,结束了广东的佛教事业,回到上海。

  在那个时候,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,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,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,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。由于此种思想的影响,随着中国维新和革命趋势,与革命党人自然而然的接近,在思想上也受了社会主义、三民主义很大的影响,这是我在广东所经过的大概情形。

  我由广东回到上海、浙江,正是清廷预备立宪的时期,各地佛教寺产,多发生被占提以办自治事业的风潮。江苏和浙江等省的僧徒,在上海召开联合会议,推举八指头陀入京请愿:请政府保护寺产,并呈递振兴佛教计划书。该书是由我和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渊先生起草的,筹备到八月间,适革命发动,遂未果举行。

  丙 运动的实施

  革命进展得很快,辛亥年末,就进占江、浙;不久,孙中山先生回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,宣布废除农历改用阳历,于元旦成立中华民国。南京政府成立后,佛教徒曾分头发起组织各种事业,如李政纲、欧阳竟无等人发起组织佛教会,佛教会上并无中国或某省等范围,曾拟有章程,主张政教分离,呈请总统承认,得到总统表示赞同的覆函。同时、谢无量亦发起组织佛教大同会。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国元年,也到了南京,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,在毗卢寺设立筹备处。当时僧师范学校学生领袖仁山法师,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时的同学,因欲以镇江金山寺办学校,亦来京请愿。我遇见仁山法师后,对他这种举动,认为只是应办的一件事业;我就把我的佛教协进会向他说明,希望他参加发起。他很乐意地接受我的意见,并主张会所虽设南京,成立大会则在金山寺举行。我们就积极地草了宣言和章程;我曾请了一位广东朋友介绍,谒见了临时总统──那时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,每日规定了时间,会见民众,接纳民意──,我报告佛教协进会的计划,孙总统指定马君武先生和我接谈。这佛教协进会,就是我对改进佛教具体的实际的表现。

  先时,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师底意见,就履行佛教协进会成立会在金山寺举行的诺言,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师剃度的观音阁,进行筹备开会的工作。在开会前,有反对的,也有赞成的。会中主要的人物,除了我同去数人之外,就是仁山领导的僧师范同学们──他们从前在僧师范学校时,曾与扬、镇诸山长老发生过很大的磨擦──。金山的僧众,虽不愿意此会在寺内举行,惟处于当时革命浓厚的气氛中,亦无可如何,唯有暗中勾结诸山长老,作非公开的抵抗。开会时,到有会员和各界代表诸山长老约六七百人。我以和平态度报告筹备之经过,并宣读通过章程。接着,仁山法师就作了一番演说。当时即有扬州的寂山和尚起立,拿出长老的资格,以老和尚训诲小和尚的态度,对这位新进的仁山法师,加以严厉的驳斥。由此引起了血气方刚的僧师范同学们底剧烈反抗,全场空气极度紧张,从唇枪舌剑式的辩战,几演成“全武行”的惨剧。幸得赴会各界代表底排解和制止,把章程上负责的人提出通过后,草草散会。

  会期终结后,我仍回南京策划全国会务的进行。仁山法师和同学们,仍留金山,依照会中计划,在寺内划出一部分房子来作会所及开办学校,积极进行。讵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,金山寺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成熟,由库房、客堂的职事为领导,率着三四十个工役,在半夜里打进了佛教协进会会所;人少的僧师范同学,大半受了伤,仁山法师就是受重伤的一个。这场风波闹得不算小,监院、知客、副寺和许多工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。我事前毫无所闻,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这种消息,佛教协进会受了这个打击,无形中陷于停顿了。

 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,虽极和平,然有一次演说,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:一、教理的革命;二、教制的革命;三、教产的革命。第一、关于教理的革命,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。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,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。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,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。总之、佛教的教理,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,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。第二、是关于佛教的组织,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。第三、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,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──十方僧物,打破剃派、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,以为供养有德长老,培育青年僧材,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。这些主张,在章程上都没有明显规定,但实含有此种趋向,可待时议决施行,惜该会不久即遽行夭折!

  经过金山风潮后,江、浙诸山长老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,由八指头陀商量将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,因此中华佛教总会成了全国统一的佛教最高机关,辖有省支会二十多个,县分会四百多个,佛教会、大同会等组织亦自行解散。总会办有佛教月报,由我负责主编。元年冬天,八指头陀为保护寺产入北京请愿,事未竟而圆寂,会长由冶开挂名,静波、应干等办事不力,佛教月报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。佛教总会于民国三年被静波改为中华佛教会,自任会长,会务无形陷于停顿。我于佛教月报停刊,早不预闻会务。到民三欧战起后,遂至普陀闭关,我的佛教改进运动,在此暂告一段落。至民四,由预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公布内务部所制寺庙管理条例三十一条,明令取销了佛教会,全国便没有佛教改进运动可言。

  第二期

  甲 理论的集成

 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,是从民国三年至十七年间──二十六岁至四十一岁。民国三年秋起,在普陀闭关的三年中,一方面着重在个人身心──戒定慧──的修养工夫,同时对于律藏和小乘的经论,大乘曼殊、龙树的一系经论,弥勒、天亲一系的经论,以及台、贤、净、密、禅诸部,都一一作有系统的研究。我国固有的诸子百家底学说,和从西洋译来的新文化,亦时加浏览。由此种身心学术的修养而感发出来的思想,便演成了当时的各种著述。

  从民国三年至六年间,把我从前研究佛法的基础,更扩大而深造了。过去我仅于禅宗、般若及天台教理深有领悟,贤首、慈恩稍有涉猎;这时我却把唯识、三论精刻研究,在整个的大藏典籍中,对大小乘各宗加以比较和综合。我经过这番钻研的工夫后,所构成佛学整个体系思想,就和从前迥然不同了。

  民国五年,我著有首楞严经摄论,佛学导言,这可以说是对于佛教大小乘的教义,有个大体的判定。中国原有的十三宗,我把其中的小乘成实和俱舍归附于大乘,并并合涅、摄论、地论总为大乘八宗。在八宗的教理和历史,作分别的综合研究之后,在佛学的基本的宗旨上,一方面看到各宗的殊胜方便,一方面看到各宗都是究竟平等。对于中西古今的学术,亦多有说明,如著有古学的周易及荀、墨诸论,今学的破神执、订天演、辨严译与教育新见、哲学正观各篇。

  为欲根据教理、教史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,我又著「僧伽制度论”和较简略的“人乘正法论”。僧伽制度论是对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,加以严密的修整,使其适应时势所宜,成为合理化的现代组织;建立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。这论所拟的整理计划,全是根据原有住持三宝的僧律仪演绎出来的,可以说是现代僧伽的规律。因为、佛在世时制定的比丘律等,就是僧伽制度;故古代丛林创设的清规,也从佛陀所制的规律沿革而来,不过因为风尚俗习不同的关系,古德根据佛陀制律的根本原则,另创适应当时当地环境需要的规矩。佛教从印度传至锡兰、缅甸等地,因锡兰与印境毗连的原故,直至现在,尚多分保守佛陀原始所制的律仪;惟传至西藏、中国、日本等地,就因气候风俗等环境全然差异,佛制的律仪──除了根本──和僧伽生活的方式,不得不随着而改变。由此可以证明佛教律仪每因其所流传的地域而迁易,如中国的隋、唐间,僧伽律仪就演变到丛林和小庙的僧制,这也是说明当时须要这样的僧团,方能住持当时的佛教。但这种制度,是只适宜于中国帝制时代的,一入民国,即不能不有所更改。

 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,并附有佛教正信会的纲要。僧伽制度的整理,是在改组出家佛徒;而正信会纲要,是在组织在家佛徒。这纲要的提示,为依着人乘正法的理论去实行,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对佛法由真正的理解,而起正确的信仰──对三宝起清净的信德,明因果业报,实行五戒十善。这不仅应用于个人,而且应用于家庭乃至社会国家之间,建立人与人间的道德能力,以这道德能力改造社会国家──,构成佛化的伦理、政治、经济的新社会。这就是以极普遍极广泛的人群为对象,依着大乘菩萨精神的组织──佛教正信会。

 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,曾有不少的演变。自从隋、唐一度的隆盛后,宋、元以降,渐渐就消沉下去;至清朝末年,更是佛教最衰颓的时期,也就是佛教兴亡的一个重要关节。这也是由于国家政治底变革,致形成这种情况。辛亥革命成功,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,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,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,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论的动机。在僧伽制度论,我一方面想对在家佛徒作个极普泛的大联系,一方面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,这是我在当时对于佛教改进运动所发生的理论。关于住持佛教僧伽,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,养成高尚、优美、完善的德学,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;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,准备作宏扬佛法的僧伽,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。 而住持僧的数量不必多, 但求质的提高,然亦以为无减少当时僧数的必要;我的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,每个都真正有住持佛教的资格。正信会是以摄化在家信众为目的,重在将佛法普遍深入民间,使全世界的人类,都变为佛陀的信徒。这和僧团组织大不相同,僧团是住持佛法,这是专为佛教普及人类。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,全以出家人为代表,在家佛徒没有独立组织,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,在家是不能的;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,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,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;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,能真正住持弘扬佛法,使人们崇仰为导师;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,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,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,改良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教育、风俗、习惯。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,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,使人人都可以学佛,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。当时我对于改进佛教制度,有这样理论建立,我虽在闭关的时期没有作其他的活动,却集成了我对于改进佛教的理论。

  民国六年出关后,下半年有人请我到台湾讲学,我顺便往日本考察佛教,大概一个多月。所到的地方,只有神户、大阪、和京都──京都是日本的西京,明治维新前的京城──,虽然没有去到新都的东京, 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, 故考察的结果,觉得日本佛教很多与我的僧伽制度论吻合之处。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,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,管理全宗的行政;寺院分成大小等级,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,都能“人尽其材”去分配工作。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,小学、中学是普通的,大学则专属某宗,是某宗所办;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,皆有多方活动。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。

  但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,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。那时有一个佛教联合会,可是在草创时期,且有几个专尊自宗的宗寺反对参加。因为、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,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,形成了宗派的信仰,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。关于分宗,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,我在僧伽制度论中亦有论及,但我主张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园的总团体;且在家组织的正信会,对佛教要有统一的信仰,绝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,应以三宝为唯一信仰的对象。日本虽有佛教联合会的组织,但甚松懈,未见健全,实不及我计划的佛法僧园组织的严密。故觉得我的僧伽制度论,有其分宗的长处,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。关于日本佛教教育,我亦作了一番的考察,备作回国后办佛学院的参考。这就是我理论的建立,和从日本考察证明了我的理论底结果。

  乙 运动的复活

  从日本回国后,民国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讲佛学,由黄葆苍──大慈、蒋作宾、陈裕时等听讲之结果,到上海联合王一亭、章太炎、刘笠青、史裕如、张季直等,创办觉社,刊刻关于我的著作,如楞严经摄论等;并编发觉社季刊,作文字的宣传;一方面又随时开会,演讲佛学。而我的改进佛教运动,也就从此复活起来了。

  当时欧战未停,很多人都感到科学愈昌明,物质愈进步,侵略者屠杀人类的利器亦愈猖獗,世界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。觉社是以佛法来作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为宗旨;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,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,盛极一时。民国七、八、九年,我在武汉、北平、上海、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。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,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,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,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,亦乘时出现。

  在过去讲经的法会,局在寺院一隅,祗讲给出家的僧众、和少数的在家信徒听。但自觉社风气一开之后,社会群众对于佛学起了研究的兴趣。我提倡这种讲学的目的,是想以佛法真正应用到救人救世上, 即我所说的由正信佛教以实行“人乘正法”;但仍不忘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──僧寺制度改革,使僧寺真成为弘法利生的机关,养成真能住持佛法的僧材。整理僧伽制度论,曾在民国九年的海潮音印行。但仍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公布,尚无任何根据地去实行。那时、全国既无一个有系统组织的佛教机关,连各地方的僧众团体也没有,有的只是“各家打扫门前雪”的寺院而已。政府对于僧寺,也祗有寺庙管理条例的具文。因此、我对于僧寺的改进,当时只想就原有的一个僧寺而先行着手整理。

  民国十年春初,我接管净慈寺,这是杭州有名的古刹。虽是一个丛林,但内里情形非常腐败。我接管此寺的动机,是深想以此为实行着手改革僧制的根据地。在初到的数月间,即竭力着手内部的整理,费了不少的力,才稍为有点头绪。因净慈寺是永明寿禅师的道场,我把禅堂改为禅净双修的角虎堂,并筹设永明精舍,以作研究佛学,栽培弘法人材的地方。当时的风气不比现在,因为整理净慈寺的关系,引起杭州诸山僧的忌嫉,他们怕我把净慈寺整理好了,使他们相形见绌。而寺中囿于恶习不甘拘束的退居与老班首等,勾结了诸山寺僧及豪绅军人,到六月间,便假借名目,向我大肆攻击。但当地的官绅,也多对我同情而拥护的。秋天、我到北京讲经,京人士亦多遥为声援,大有相持不下之概。在这种恶势力之下争持,我觉得有点徒耗精神力量;次年就让出净慈寺,这是我着手实际改革僧寺得到的障碍。

  又我曾以“人工与佛学”一文发表在海潮音,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,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,都可以工作, 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, 并引百丈禅师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的劳作精神,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劳力取得工资,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。当时因苏俄革命成功,共产党的思想很流行中国,如果自己不有生产工作就等于灭亡,故僧众都感到有工作的需要。由于我这样的提倡,遂生了后来所谓农禅、工禅的流行语。在另一个时候,我又发了“职业与志业”一文,说明分开职业与志业的重要性。这是专对一般广泛的佛教徒而言的,要他们不要存学了佛不做事的念头,要一方面勤于职业,一方面研究佛法。这篇文章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,当时有过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,曾作过热烈的运动。

  依照当时各行有各行的行会设立,我又提倡“僧自治会”。意思是说:僧众应该实行独立自治,自己管理自己,不受地方豪绅的压迫。当时地方人士,往往利用“十方”二字发生干涉,连法院的法官也弄不清,都以为“十方”僧寺是指地方人民而言,故时有自称“十方”驱僧提产的事件发生。他们实不知道“十方”是指的十方常住僧伽,故我针对他们的误解而有组织“僧自治会”的提议,但这理论始终未见实行。

  民国十二年,我著有“志行自述”,讲我作改进佛教运动,着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萨行。这篇文章的内容,就是后来常为人引用的“志在整理僧伽制度,行在瑜伽菩萨戒本”这两句话。

  民国十二、三年,同时有实际行动的,就是在庐山建设大林寺的讲堂。初时的组织极简单,在一间木屋里,陈了一些桌椅,不特没有举行什么佛教仪式,就是连佛像也没有;但干起事来却极有精神,因为那里是国际避暑区,中外人士大都信仰基督教,差不多是耶教徒的势力范围。我们在庐山演讲佛学,无异走进了基督教区宣传佛法;当时来听讲的,也有外国洋人的耶教牧师。于是我就很想联合世界佛徒,作国际佛教的运动,使各国人士都能信受佛法,就创组世界佛教联合会。十三年,不特日本派代表来参加讲演,就是德、美及芬兰等也有佛学家来加入,这是一种广泛轻松的运动,不能说是佛教国际的组织,只可说是国际佛教徒的聚集。

  日本参加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后,要求第二年在日本开会。后来经过双方──中、日──讨论,把范围缩小了,改为东亚佛教大会。为着要派代表去日本出席,觉得全国无一个代表佛教的最高组织,我国代表实无从派遣。故民国十四年上半年,我在北平讲经时,提倡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,即进行章程备案,江、浙、赣、鄂、川、湘等省,亦起而组织省联合会,但未能每省都有,故不能全国整齐划一。由此,下半年出席日本的东亚佛教大会代表,推派了二十八个。

  民国十五年,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打到湘、鄂而至赣、皖、江、浙。因为那时国民党容共的关系,故共党宣传社会革命的工作非常活跃,大有实行共产的危险,所以僧众大起恐慌。同时、开封有破坏僧寺的举动,当时很多受过僧教育及未受过僧教育的人,纷纷来问我有何对付之策,故我有“僧制新论”之作,因觉得前着僧伽制度论已有些不能适应那时的环境。新论说明中国只有二十万僧众,以当时趋势而论,若不注重生产事业,光受别人供养自己,那是靠不住的;故就二十万僧众中,以十六万或十八万作生产事业,选出二万或四万作修学及弘扬佛法的住持僧,这是适应当时环境而发的理论。及民国十六年,国共分裂后,国家社会对于佛教情形渐好,寺产亦渐可保障,僧众不像以前那样惊慌了。但在国民革命的趋势上说来,主张革命民权,不革命者无权,革命空气仍极浓厚,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!故僧众亦觉得有革命的需要,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,咸以为: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,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。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,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,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;也有以佛教没有办法,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。当时我就作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:

  “中国的佛教革命,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,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、社会化的佛教革命,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”!

  我举出了他们的弊病和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后 , 就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办法:

  最根本者,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。其宗旨为:1.革除:甲、君相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;乙、家族化剃派、法派的私传产制。2.革改:甲、遁隐改精进修习,化导社会;乙、度死奉事鬼神,改资生服务人群。3.建设:甲、依三民主义文化建由人而菩萨、而佛的人生佛教;乙、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;丙、收新化旧成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;丁、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。

  这其中,关于佛教革命的僧制,则为佛僧主义;至于佛教普及到民间的,则为佛化主义,佛国主义;文虽简略,义甚扼要。僧制论、 正信会理论的精要, 都含摄其中。当时唯一希求,是要有主干的组织去依次进行。

  我作这篇训辞的本旨,不是公开发表,是给与从事改进佛教运动的现代僧伽社去作实际运动。可惜大醒、芝峰在现代僧伽发表了我的训辞,以致成为文字上的东西。而现代僧伽社亦仅改为一个月刊社,不能组织成革命僧团。那时、我因预备好欧、美之行,故对于此事亦未能顾及,而十八年冬演为会觉、慈航等在安庆迎江寺昙华一现的失败行动。而我发表人工与佛学,志行的自述,僧自治会等言论,与提倡世界的中华的佛教联合会之组织,亦为此期运动的波澜。

  丙 学院的创建

  十一年春,我到武汉讲经,商量改进佛教,须有基本干部人材的养成。得着李开昃邮康仍助,平空产生了武昌佛学院。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,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,学生在家出家兼收。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,毕业后,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,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;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,推动佛教到人间去。这就是改进佛教理论底进一步的实施,也就是改进僧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。

  武昌佛学院以前,虽有观宗寺的宏法社及月霞法师华严大学的设立,但这不过是养成讲说天台宗或华严宗的讲经法师而已!干脆说一句:就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,与我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远。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,如常惺法师在安徽、闽南、杭州、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,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。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,办开封、九华、岭东、普陀等佛学院,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,更不待言了。

  在我办佛学院的本意,是想第一届在二年中速成了一班师范人材后,优秀者留院深造研究,而第二届专招出家众以律仪为训练,俾佛学院成为新的僧寺。民国十三年,我把宗旨提出之后,院董多未赞成,希望仍照第一届作广泛的佛教徒教育。第二届新生开始上课后,我因前期讲学操劳过度,得了胃病,又因未全照我的办法去行,故托善因法师代理了我的职务,回到浙江休养。在这休养数月中,着成人生观的科学,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,大乘起信论唯识释等书。次春回过武院,一切仍继续办去,但因我不长驻院讲学的关系,精神比前松懈得多。又因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昌,武院受战事的影响而陷于停顿,至民国十七、八年,方渐渐恢复起来。但从我十六年主持南普陀后,重心反移在闽南佛学院了。

  第三期

  甲 世苑的创设

  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──四十一岁到五十一岁,是我佛教改进运动的第三个时期。这个时期的发动,应该从世界佛教运动说起。世界佛教运动,即是佛法救世运动。这种运动,是我佛教运动中一贯的宗旨,在前二期中早就有这种趋势,不过当时我想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,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。

  到了民国十三、十四之后,我的思想上有点转动,觉得中国革命了十多年,政局一点也不能安定下来,因此政治没有一定的轨道,社会没有一点的趋向;中国的佛教之设立团体,也不过做些应付当时环境的事情,没有确定实际办法可以建树;所以民国三四年间造的僧伽制度论,已经不适用于当时了。

  由于国家没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可依据,想复兴中国佛教,整理中国僧寺,是不可能的。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,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,故我当时有应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,先使欧西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,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,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,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。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,那么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。

  在民国初年,中国随世界各国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阵线,所以中国大众都共认为要建立一个民治的国家,就可马上复兴起来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!但到了民国七、八年至十三、四年间就不然了,新的主义纷纷抬头,如苏联则为共产主义国家,义大利则有法西斯主义的产生,德国、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趋势,中国则被各种不同的政见牵动了,有主张改采共产主义的,有主张仍行民主主义的,也有主张采取法西斯主义的,中国政治既然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的趋向而飘摇不稳,想改进佛教,自然也找不着一个适应的办法。

  在各种不同主义中,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但能够适应中国的环境、风土和民情,同时能采各主义的长处,舍去他的短处,民权主义采有民主主义的优点,民族主义采有国族主义的长处,民生主义采有社会主义的思想。可惜因当时局面的纷乱,三民主义的范围仅局于广东一隅,未能在中国普遍实行,而其他各党各派的纷歧思想,形成了互相仇视、互相倾轧争夺的趋势。

  当时、我觉得无论那种思想也好,不外乎社会主义──共产、全体主义──法西斯、个人主义──民主。在主义虽各有不同,但都各有一共通点,无论做人立国,自个人阶级至民族国家,总为一种斗争,发展自己而统制他人,以自己的阶级获得了政权而统治其他一切阶级;以发展自己的国家民族而统制别的国家民族;以个人或团体的资本,压迫剥削他人而获取自己的利益。无论做人立国,都以自己利益为前提而竭力侵略他人,结果只有走上战争一途。如果这种国际趋势不改变,中国想实行三民主义是很难的;在世界这样的纷扰不定中,中国想得到安宁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把佛教传到世界各国,能够从做人立国的思想根本改造,使他们知道万有皆从众缘所成,没有孤立存在的个体,想得到个人的利益,要从大众的利益做起,大家得到利益则个人自然亦得利益;不特人与人间要相资相成,阶级与阶级、国家与国家、民族与民族间,也要相助相益,不应有你死我活的争斗。要是以这种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,感化有思想学问的领袖,改变他们做人立国之道路,从这做人立国的思想,解除了世界纷乱的因素,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,中国才可以安宁,佛教才有昌明的日子。

  在这种意义之下,我就准备到欧、美去一趟,一方面实地考察欧美的政治、经济、宗教等状况,一方面向思想界的领袖学者们宣讲佛学。故当时曾集有几个人研习英文,打算组织一个团体同去,后来因为机缘不就,故改为设法以我个人先去出国。民十四年间,我就作着这种准备;民国十五年到南洋,就有由南洋以赴西洋的企图,后来得了热病回沪。国民革命军已到了长江流域,在时局动荡之下,仍作赴欧美之准备。十六年,曾得胡子笏、杨性诚居士赞助;秋间蒋委员长短期下野,回到奉化休养,约我到雪窦寺住了几日,我顺便把出国的意思告诉他,承他力予资助。十七年春,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厦门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交由芝峰、大醒代理,到夏间就放洋去外国了。在那时候,国内经国民革命之后,佛教时在风雨飘摇中。出国前,蒋委员长约我到南京会见,由他介绍的关系,访过党国当局多人,我觉得全国应该有个佛教会之类的组织。但当时的蔡元培先生等,认为民初的信教自由,此时已失其效,对于宗教不便提倡,以先设佛学会为宜,因为佛学会是研究学术的机关。我在南京许多要人提倡中,讲了三天佛陀学纲,乃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,并设立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,预备我第二年返国后,应发表次年召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,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。

  把佛学会的会务办得有点头绪之后,即回上海作欧、美之游。我此行重在考察与宣传,这在海潮音及寰游记中已说得很清楚。在法国巴黎时,发起世界佛学苑,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,在英、德、义各地都设有通讯处。法国朝野人士颇热心赞助,在德国柏林时,法国电邀我回到巴黎,商议在巴黎送一地皮与我作世苑的苑址,建筑和开办费等由我担任筹集。当时因经济尚无把握,声明待返国后再作接收与否之决定,遂由法而渡美。

  民国十八年回国后,曾为世苑筹备经费之规划,因机缘相左,经过数年,尚无头绪。于是把巴黎的捐地辞却,想先在中国建立世苑的中心,将来慢慢才推广欧、美去;但最大的困难,还是经济问题。

  民国二十年在南京接管佛国寺,打算以该寺为世苑的地址,曾和戴院长等商及,极蒙赞成;曾与在坐的李子宽居士等,印布筹集基金捐册,进行稍有头绪。不幸长江大水灾发生,又继以“九一八”的事件,国内情形骤然起了很大的变化,政局因之分裂动摇,蒋委员长又作短时下野,世苑经费的筹备亦无形中就陷于停顿了。从此,历年都在暴力侵略之下,更加无从建立,决意先为局部的筹设。整个世苑底目的,在综合世界的佛教,研究成世界的佛学,实现为世界的新佛教,故有依教、理、行、果四门的计划:

  一、教:从佛陀所遗留下来的佛寺塔像及文字经典,向东西各国搜集,设立法物馆、图书馆,作为研究所根据的教。二、理:如南方的小乘教理,西藏的大乘教理,中国的综合教理,欧美以新方法研究的佛学,都一一加以分类的、比较的研究。三、行:包括律、禅、密、净诸修行的法门。四、果:果是依教理而修行所得的结果,如信果的信众,和戒果的僧众,以及定慧果的贤圣众。故世苑是把世界凡足以为研究根据的教理,依之修行证果,而树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。从这整个计划为局部进行,曾在冠以世界佛学院的名称下,拟以雪窦寺为禅观林,北平柏林佛学院为中英文系,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以资联络;而实属世苑系统的,惟专为研究汉藏文佛学的汉藏教理院,及武昌佛学院改设之世苑图书馆。

  汉藏院的发起,系十九年我来朝峨眉的时候,刘军长有派僧入藏留学之议,我主张与其派僧入藏,不如就地设立汉藏文佛学院招僧学习为宜。至二十年,就正式提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名义,积极筹备。至二十一年秋季来举行第一班开学礼,同时、武昌佛学院改为世苑的图书馆,亦在是秋开幕。这就是我关于世界佛学苑的世界佛教运动。

  乙 教会的演变

  前面我已经说过,在民十七出国之前,我先在南京设立佛学会,并发表在次年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,组织中国佛教会。那晓得在我未回国前,内政部长薛笃弼,订立了管理寺庙条例二十一条,对于佛教有如日本对中国所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苛刻,有把庙产全部充办社会公益的趋势。故由代我经办南京之中国佛学会的谢健、黄忏华等居士,会同上海的江浙佛教联合会,商议火速把中国佛教会组织起来。当时在佛教存亡的生死关头之下,全国僧众都感到有整兴佛教的需要,如印光法师等也拟出整理僧伽制度的方案。

  在我未返国前,已在上海草草开了一个佛教代表会议,到有十七省代表,都由在上海的各省佛徒集合而成,拟定章程,呈请党部及内政部备案。但在当时的情形,很难有批准的希望,故以王一亭居士和我的联名函,由王一亭居士亲见蒋主席,批交行政院谭延]院长,命令内政部准予备案,但仍未得党部批准;中国佛教会起初是如此勉强成立的。成立会虽然开过,我回国后开执监会议,被推为九个常委中的一人。

  从十八年下半年至二十年上半年,为我参加中佛会的时期。中佛会成立后,呈请把内政部的管理寺庙条例,改由立法院另议条例;当时立法院法制委员长焦易堂氏,曾征询我的意见,我主张以佛教会为整理振兴佛教的机关,草有“佛寺管理条例”,作为立法院的参考。可惜立法委员中明了佛法及我的佛教改进建议者甚少,经过几次开会的结果,大都认为佛教是封建迷信的遗物,以暂让他自生自灭的意思,而制定为寺庙监督条例,经立法院三读通过,于十九年公布,取销了内政部的管理条例。此监督条例的内容,一方面将佛教原有的习惯保存,一方面责令兴办社会慈善事业。我初时看到法制委员会的条例草案,每条中都有教会二字,逮议决时,都把教会二字眼取消了;后来公布的不知怎样又有一条留着教会二字,中国佛教会方有了一点根据。

  监督条例公布后,庙产兴学仍热烈进行着,中央大学的教授们,有组织庙产兴学委员会的,发表宣言作公开活动。全国僧众在监督条例保障之下,仍惶恐不安,故十九年冬,我在中国佛教会决议,二十年夏召开扩大的代表大会,不特包括各省区代表,且蒙藏佛教领袖,及四大名山、佛教学院等都派代表出席。这次盛大会议的结果,我有几个重要提案得到通过,即席筹定经费。办事处由我与仁山法师、王一亭、谢健居士等接管,搬去南京,并筹备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,我就在南京常驻会办事,一方面宣讲佛学,一方面进行向党部立案及保护与改革的运动,办理二个月,已有相当的基础。当时首都开国民大会,我拟就了保护寺产的提议,由班禅所派代表在会中提出,获得通过,送由国府蒋主席公布施行。内中有云:‘ 凡寺产任何机关团体不得侵占,如有侵占,即以法律制裁’。

  因此、庙产兴学即无形打消。可是一般的寺僧都以为有了政府的明令保护,对于佛教会的事业,大可不必进行,中佛会的内部遂发生障碍,以前承认的经费亦不肯缴,仍主张佛会移沪。我因宣布辞职,从此不愿预闻会务,会中虽仍列我的名字,但我始终未出席任何的会议。

  到了二十三年,少数人把中佛会三级制改为两级制,各省群起反对,投诉内政部及中央党部。廿四年,中央党部之民众训练部觉得中佛会须加整理,指导处张处长商心梵居士,修改佛教会章程,主张僧众居士分别组织。草案未发表前,曾抄一份征询我的意见;我觉得如果分别组织,“ 中国佛教会”名称太泛,应改为佛教僧寺会和另设佛教居士会,章程要改简单。如不分别组织,居士名额少一些亦可。我的意见未蒙接纳,即行发表,民训部责成中佛会在京开理监会,并约我必须赴会,谓中国在国难中,不同的政见已统一起来,佛徒更应舍除我见,真诚合作。要由中佛会在南京开的理监事会,召开全国代表大会,而代表的产生,主张由我和圆瑛各介绍一百名代表,呈部圈定半数作为出席的代表人数。可是圆瑛阳奉阴违,回沪后即不履行部令,一方面设法阻挠,一方面仍在沪开了少数人操纵的代表会,另订修正章程呈民训部、内政部批核,直到去年方叠经核改批下,故这几年的中佛会,已失了办事的凭借。加以京、沪沦陷,势成停顿。去年内政部公布的章程,容纳二十四年的修正点甚多,大致可用,惜沪办事处已失作用,而我在渝设立临时办事处,亦不过便于后方通讯而已,虽有修正章程,亦无从发动。

  又我于二十年,根据寺庙监督条例,曾提议过组织“僧寺联合会”, 而“佛教僧寺会”的名称亦是我提出的,但这些皆未曾实行组织过。

  二十二年春间,曾提出“佛教青年护国团”办法,以赴救严重之国难,即提及出家僧众办救护看护等事。后来请训练总监部,免僧普通兵役,另受救护等训练,即为现今各地僧众救护队的滥觞。

  丙 僧制的新议

  僧制新义的提出,大概是民国二十年在闽南佛学院的时候,原题为“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”,简称“建僧大纲”。因为、当时感于立法院所定、所公布的寺庙监督条例,其用意似在让佛教自生自灭,政府采不管不理的态度,而以一般佛教徒组合的佛教会来改进佛教亦办不到。因多数是要被整理的旧势力,以被整理者作整理的工作当然不可能,故只可根据教理,重新另建僧制,而订与僧伽制度论依据原有僧寺者不同的“建僧大纲”。 其要义大概是这样:

  一、以现代中国为范围:现代:僧制为僧伽所依据的法制,大至弘宣教化,小至个人行为,悉皆以此僧制为准绳。现代的僧,当然要依现代的时势所宜,而不必泥用古代僧制的;原来制度这样东西,是有时代性的。中国:以现代二字还很普遍,这里加上中国者,只是限于中国而言,而且连蒙、藏亦未包括在内。

  二、僧之定义:僧既为佛教中出家和合众之专称,则僧即须对于佛法能真诚信仰,切实了解,并实行佛法,住持佛法,宣传佛法,使世间上之佛教日臻发达,以达到利人济世之目的。

  三、僧格之产生及养成:甲、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:1.信法,2.信佛法,3.信佛法僧。乙、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:1.僧格成就首须舍俗,须将一切世间俗乐舍离,即为之施;复能将一切俗乐之习洗净,即为之戒;由学此施、戒,方可以发生僧格。2.佛法中说能修行出家法者,即可为“出尘上士”,行出家法,要不为世间一切恶法所摇动,这样须学忍辱。 真实的要具足僧德,又须精进修习戒定慧等, 才能够增长僧格。3.僧格发生增长;继之以修定而得禅悦之乐,由修慧──闻思熏习──而得法喜之乐,于是信心坚固,僧格养成。

  四、前议改建僧制之评判:对旧时僧伽制度论、僧制今论、佛寺管理条例、支那内学院及大勇等主张返归佛世的律仪,都一一加以评判,因为这些办法,均思根据原有的僧寺制度而改设者,其中虽都有具体的理论办法,但在事实上、环境上,皆难以通行。

  五、今议创设之现代僧制:第一、即须精取慎选少数有高尚僧格的,制成以下的僧制:

  甲、学僧制,亦名比丘僧制,约一万人,分四个学级,修学十二年,为具足学僧之资格。表列如下:

  乙、职僧制,亦名菩萨僧制,就是修菩萨行之僧,全国约二万五千人之数,以五种机关摄之:甲、布教所,乙、病院、慈幼院、养老院、残废院、赈济会等,丙、律仪院、教理院、及文化事业等,丁、教务机关,戊、专修杂修林。

  丙、德僧制,亦名长老僧制,这种制度,宜行于山林茅蓬,可以合许多茅蓬为一处,成立专修林或杂修林。兹更将以上三种僧制学级会次列一表以明之:

  上表乃以三级僧制而立,由学僧以至德僧须经四学级或三学级方至德僧位。但有博士、大士学级,可以不经下中职僧而至德僧位者。兹以德僧上中下三级复各分三级成九品,上下级职僧限于得学士位二十年以上者,上中级职僧限于得博士位十五年以上者,上上级职僧限于得大士位十年以上者,其中任林长之资格,须得大士位满二十年以上者,方得充任。

  我当时对于学级的编制,以现在中学生底学年做标准,十八岁即高中毕业,亦即成年时期,已有自主的抉择力,对于佛法如有认识,由认识起信仰而自由出家,出家后即受沙弥戒,依戒实行,二十岁可受比丘戒,这两年的期间,专门研习戒律及僧徒应有的普通常识。这阶段毕业后,即称上士,如不再求深造者,即可停学办事。求高深学识者,则进一步入普通教理院四年──如本院一般──,其程度等于大学,毕业后可称学士,成为一中等僧众,作布教等工作。再求深造,可入研究院三年,如大学之研究院,毕业后则为博士,成为高等僧众。过此三年,再作三年的修习──如西藏考得格西后,再经三年茅蓬静修一般──。初二年学戒,次七年学教是闻思慧,次三年修行是思修慧,如是修学十二年,闻思修三慧,戒定慧三学才完备。在这十二年修行的期间,都叫做学僧;比丘戒是学僧共守的规则,故要完全实行比丘戒,过着比丘戒的生活。

  十二年的教程学满后,即得大士学位,应受菩萨戒,进入职僧位──职僧即职务僧,一名菩萨僧。前面说的学僧,即比丘僧。职僧以“弘法是家务,利生为事业”──布教及办理慈善文化教育等事业。

  由职僧到年老时为德僧,即道德成就的长老僧,可受僧俗信徒的供养,自己专做修证工夫,以为修习僧之依止,及起人民的信心。以上所说的僧众数量不必多,全国能有一万学僧,二万五千菩萨僧,数千德僧就够了。能如此把僧伽地位提高,佛法就可以普及民间。

  民二十年,我于佛教会提议的教育方案,多与“建僧大纲”中的学僧制相符。后来内政部训令佛教会办理僧教育,佛会曾拟办法呈部,被ㄨㄨㄨ斥为不合法,而宣布其所订办法,与我的提议亦颇符合。曾作有评论,大意云:‘正规的建立新的僧制,佛教教育即照我的建僧大纲的办法,由政府协助,就原有僧众中,考取可入律仪院修学。若德学兼优者,可推选为菩萨僧,受世人推重的长老,选作德僧。若原有僧众中,既不能作学僧,也不能当职僧者,则使之受补习教育半年或二年,以求获得与律仪院相等的程度。倘连补习院亦不能考上者,索性将他淘汰,提出一部分寺产,分养老院、残废院,俾安置一切年老及残废者。其余无信心、无戒、无行者,即迫令还俗,设工厂、农场收容之 ’。ㄨㄨㄨ的办法,复经过内政部等数度会议,都感不到兴趣,就无形中停顿下来,始终未见实行。

  第四期

  甲 旧会的整理

  我的佛教改进运动,最近进入了第四时期。因为去年组织佛教访问团到南方各佛教国访问,虽出政府的关系,但亦为我原有的心愿。因为我未到过印、缅等地,乘此可以考察南方的佛教,和瞻礼佛陀的遗迹。出国前,曾从昆明飞回重庆一趟,社会部等曾谈及健全佛教会组织及迁渝诸问题,使佛教会成为推动佛教事业的总机关,曾约待我回国后着手进行。今年回国,各有关方面又曾谈过几次,社会部近提出整理佛教会的意见书,内容说明中佛会演变的历史,及政府整理的经过,沪办事处停顿后应采的设施,对国家社会事业要有所贡献。这意见书是征求政府及佛教中人的意见而定其办法。因为、佛教会无形解体,故先组织一个整理委员会,将旧有佛教会全部停止活动,以待整理而实行。去年公布之修正章程,整理委员由政府聘请德学兼优的僧众担任,整理委员会可聘请与佛教有关的长者居士任设计委员。此书曾寄了两份给我和李子宽居士,李居士曾回信补充意见,可加请章嘉、印光诸师及戴、朱诸公作名誉指导,这就是关于我回国后对于旧会整理的趋势。

  乙 大学的改建

  我这次到缅、印、锡等地考察后,觉到以前的世界佛学苑虽然可用──该苑是包罗一切,新创一世界佛教,将世界所有各种文字的佛教遗产,收罗为综合比较研究的根据,将研究所得的学理,树立长久普遍的正规佛教──,但用诸改进中国佛教,尚不能作切实的根据,因这计划太为广泛。而在印度的摩诃菩提会等佛教团体,曾发起一佛教国际大学,与我世苑教、理、行、果四阶段中的教理二阶段甚相符。他们请我参加发起,我告以从前曾有世苑的组织,在中国已奠下点基础,对于组织佛教国际大学甚赞同,惟嫌与世苑重复,不若将“世苑”、“佛大”合并成世界佛教大学。其院址不限定设在什末地方,为纪念佛陀和复兴印度佛教起见,总办事处可设在印度,欧、美、亚洲诸国,都可以遍设学院,如汉藏教理院,即可为世界佛教大学院之一,所研究的是佛教底高深学理,不须再学普通常识,依照近代大学制度,毕业后即授学士位。有一次、我和佛教国际大学的筹备员详细谈了两个钟头,他们已把拟就的英文章程给我带回,我现在也预备把世苑的章程寄去,以便互相交换意见,这就是最近世苑与佛教国际大学合并的计划。

  丙 新制的开建

  新制的开建,这和从前僧制新论有着密切的联络关系。世界佛学苑,完全以研究世界的佛学,建立世界的佛教为目的的。世苑既有与佛教国际大学合并的计划,使我更感到有复兴中国佛教,以中国佛教作他的基础和中心的必要。此对中国佛教的振兴,虽有广泛普遍的改进功用,但不能迅速的成为有效有力量的表规出来;因为、以中国佛教会为整理机关,仅能使全国的僧寺稍有适当的规制,不能存着过分的奢望。

  所以、我们真正的要改进中国佛教,把重兴中国佛教的力量发挥出来,我觉得是要有一个模范道场出现。训练一班中坚的干部人材,建立适合今时今地的佛教集团机构,使社会人士改善对佛教的观念,使其他的寺院仿效学习。这种道场,无论选择在那个山城都可以建立,这是前次所讲“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”的今菩萨行之实验,故和此次出国考察所得的观感有关。就是说:“中国佛教所说的是大乘理论,但不曾把他实践,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现在行为上;故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行,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。锡兰虽是传的小乘教理,而他们都能化民成俗,使人民普学三皈五戒,人天善法,举国信行,佛教成为人民的宗教;并广作社会慈善、文化、教育等事业,以利益国家社会乃至人群,表现佛教慈悲博济的精神;所以他们所说虽是小乘教,但所修的却是大乘行”。故我当日曾谈到要实行今菩萨行,而大小乘的判别,应该从行为表现区分,光是把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”放在嘴巴上,这不能表现大乘佛教的真精神!

  在佛教戒律中,有所谓刍学处,我现在很想来建立一菩萨学处, 位分六级:一、结缘三皈:这是些虽皈依于三宝,对三宝尚无正信和正见的徒众。二、正信三皈:这都是些智识份子,对佛教已有正当的了解和信仰,由正信而皈佛教者,年龄学识约当十九岁以上及曾受中等教育的程度。三、五戒信众──五戒上可受短期的八关斋戒,但不另成一阶级──:受五戒后,有两条路线:一条是由五戒后直接发起菩提心,受菩萨戒,成为在家菩萨。一条是受五戒、习八戒后,转进入出家阶级,作沙弥、比丘,受十二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;这和前说的学僧制有着联络的──在家菩萨经过二十年以上来出家,可适用宝华山般的传戒仪式,五十三天中受完沙弥、比丘、菩萨的三坛大戒,顿成出家菩萨,因为、已有二十年在家菩萨的实验。前年铎民居士与梅光羲居士谈五十岁以上方可出家,可与此制相当。四、出家菩萨,自有其集团制度。更有已具德行、已成菩萨者,统理菩萨学处,在家菩萨、出家菩萨之事业,直称菩萨行,这是在组织的阶位上说。从正信三皈,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阶,应有干部人材的训练,以养成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材。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,都可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。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,要经过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学,或经过在家菩萨二十年而出家,但终身作在家菩萨亦宜,以在实行上,同为六度四摄,即是实行瑜伽戒法。六度、四摄是一个纲领,从具体表现上来说,出家的可作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布教等事业,在家的成为有组织的结缘三皈、正信三皈及至五戒居士在家菩萨,农、工、商、学、军、政……各部门,都是应该做的工作,领导社会作利益人群的事业;六度、四摄的精神,就在个人的行为,和为人类服务中表现出来。学处内设立出家菩萨养成所,经过沙弥二年、比丘十年的时间。在学僧的过程中,更设出家菩萨训练班,使能涉俗利生。另设在家菩萨训练班,因为、他们对社会事业虽然有经验,但参加佛教的干部工作,应更加短期训练。在三皈至五戒间,则有信众训练班,在总组织则有佛教会。干部人材都可作佛教会发动机。

  在摄化大众的广泛事业上,在家菩萨什么工作都可以做,出家菩萨则做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。文化方面的,如图书馆、书报等,教育方面,如小、中、大各级学校,慈善方面,为医院、慈幼院、养老院等。资生方面,如工厂、农场、商店等,都可以佛教个人或团体名义去办,移转一般只谈佛教消极不办事的观念;即在个人行历中,亦处处现出信仰佛教。向来社会上作事的佛徒,大都不肯承认自己信仰佛教,所以社会人士,就说学了佛不再做人、做事。在家菩萨能够在每一事业上,都表现出佛教徒精神,社会人士自然对佛教生信仰,僧众的地位也因此提高,恭敬尚且来不及,那里还会来摧残佛教?真正的大乘佛教实行到民间去,使佛教成为国家民族、世界人类需要的精神养料,佛教当然就可以复兴。不过、这里所说的,最要紧是实行表现出来,不仅是空口说白话,或以笔墨写成的文字。

  把最近新制的开建讲完,“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”,在此暂告一段落。现在把菩萨学处的系统表格列出,以作这次演讲的结束吧:
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
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

  z演培、妙钦、达居合记{z见海刊二十一卷十一、二期{

弘_佑HealShow生活馆(www.Healshow.com) 倡议:保护大自然,珍爱生命,智慧放生,素食生活。HEALshow衷心祝愿您诸事吉祥,阿弥陀佛。

站外链接:佛弟子网   |  无量光明佛教网  |  新浪佛学  |  弘善佛教网  |  大安法师的博客  |  东林寺

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

佛学讲座莲心音乐